建筑有性别吗？

丁 宁

《建筑的性别》版权信息：

Diana Agrest, Patricia Conway and Leslie Kanes Weisman ed., The Sex of Architecture,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Inc., 1996

　　对于建筑，人们自可以提出林林总总的探询和研究角度。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建筑几乎与当代的所有形形色色的思潮均有关联；有时，它确乎是思维实验的对象以及某些新观念的聚散地。依我之见，从建筑入手，可以相对方便地理悟一些困难的理论话题，譬如现代与后现代，以及结构与解构，等等。不过，若以女性的性别或者女性主义的立场来面对建筑，似乎多少还令人有点突兀之感。难道建筑真的有性别吗？狄安娜?阿格雷斯特等人所编的《建筑的性别》一书算是一种言之凿凿而又思路奇崛的回答。此书是一次学术会议的论文结集。尽管已是对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澳洲等的四百多位与会者的意见的筛选之筛选，辑入集子里的二十余篇论文仍然异彩纷呈，五光十色，不仅让人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建筑确实可以从性别的观点和立场出发加以论述，而且由此纵深发掘，触及到了建筑的不少微妙而又饶有意味的界面。

　　平心而论，把建筑和性扯在一起倒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不过，这么做，有时是有惊有险的。当年，拉什迪的《撒旦的诗篇》中将圣洁的穆斯林殿堂与性器官相提并论肯定与后来举世皆知的悬赏的礼遇有关。其实，拉什迪是有点冤枉的，因为他的文字毕竟是文学的、虚构的。且不说，在穆斯林以外的世界里有多少文学的文本或胆大妄为或委婉曲折地将建筑与性捆绑在一起，即使是在相当严肃的建筑的研究文献里也有相类的文字。譬如，在英美读书界享有盛名的罗杰?斯克卢顿 (Roger Scruton) 就曾在其《建筑的美学》一书里提到，克劳德－尼古拉斯?莱多克斯（Claude-Nicolas Ledoux）有板有眼地把一建筑的内部平面设计成男性阳物的图形，只是不曾有任何会引起轩然大波的迹象。再如，越战纪念碑的大V型的构成也曾使人怀疑是对女性三角区的喻示，从而带有女性化的色彩。 可是，无论是拉什迪的《撒旦的诗篇》抑或斯克卢顿的《建筑的美学》等，都不是女性主义的立场，而且，从学理上来衡量的话，也是较为外在的现象的描述，点到为止而已。因而，一本完全从女性或女性主义的角度来深入论述建筑及其文化的论文集会引人好奇，是颇自然的事情。

　　饶有意味的是，这本论文集的缘起多少有点偶然。1995年3月，纽约的一个类似俱乐部的女性建筑家活动圈子发起和组织了一次题为“已经继承的意识形态：一次重新的审视”的学术会议，旨在让那些关注建筑的批评问题以及都市化问题的女建筑理论家、建筑教育家、建筑史学者和建筑师等有一次对话和交流的机会。令论文集的编者们有点意外的是，这一其实并非女性主义初衷的会议的论文最后几乎清一色地具有性别的倾向而使论文的结集毫无羁绊地奔向一个共同的主题：建筑的性别。

　　有意思的是，从建筑的起源推测的话，女性的色彩倒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作为“艺术之母”的第一座建筑是居所的话，那么建立这种居住空间的重要材料便是编织物。譬如原始人的茅舍就常常是用树枝条编成的。想到织物的纺制通常是女性的劳作原型，建筑似乎应该天然地与女性联系在一起了。著名的艺术史家塞姆帕（Gottfried Semper）在其《建筑的四个要素和其他论文》一书中就曾指出：“建筑的源起和编织的开端恰好是同时的。”而在5世纪的希腊喜剧譬如阿里斯托芬的作品里，建筑也曾和女人体联系在一起。

　　应当说，女性在建筑领域里的作为和建树已经越来越令人刮目相看了。这只要读一读爱伦?P.伯克利（Ellen Perry Berkeley）等人编的《建筑：女性的一席之地》（1989年）一书就可有清晰的印象。而且，美国从70年代以来，大学建筑系里的女生数已差不多是半边天了，其中也不乏顶尖的毕业生。记得80年代的初期，当时只有21岁，还在耶鲁大学建筑系读本科的华裔美国人林璎（Maya Ying Lin）就在无数个强劲的竞争者中力拔头筹，成为如今既有独特历史意味同时又争议纷纷的越战纪念碑的设计中标者。她作于90年代早期同样现代意味十足的纪念碑――《女性的桌子》，现在则已是迷人的耶鲁校园中的一景，上面的旋涡线上刻录着耶鲁历年来日益见涨的女生录取数字……不过，总体而论，女性在建筑界的地位还是相对低下的。仅有不到10％的注册建筑师和建筑终身教席属于女性。至于女性建筑家在大型的建筑商行中获得冠名权，主持国家级的标志性建筑，获取权威性的建筑奖项，以及在大学建筑系里主持行政等，都可谓凤毛麟角，甚至绝无仅有而已。特别让女性建筑师们沮丧的是，自从大名鼎鼎的艾达?露易丝?赫克斯泰勃尔（Ada Louise Huxtable）从《纽约时报》社退休以后，女性的建筑批评家的声音在全美的各大城市的报纸上居然与鸦雀无声无异了！

　　所幸的是，女性的建筑界人士如今意识到了进入当代建筑话语的前沿的迫切性。她们要在各种争论的亲身参与中去重新塑造人们对于建筑及其文化的思考方式。而在她们看来，首当其冲的、最有争议和挑战性的话题就是性别。

　　的确，就西方的建筑而言，其中的一个极为耀眼而又一再发生的主题就是对于具有性别特征的人体的一种特殊“书写”。然而，这种人体既非童贞也非雌雄同体，而是男性欲望的一种物化。具体地说，这一欲望就是要挪用一种完全是专属于女性的特权――母性（maternity）！所以，无论是在古典的还是当代的话语里，总是那些男性的建筑师“孕育”了建筑物。由此，他们就迷失在一种“自我繁衍”的感受里。而女性及其贡献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假如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批评中的性浓缩了诸种有关人体和权力的概念，那么分析现代建筑批评中的性别则有助于揭示一个向来是牵制、控制或是排除女性的社会体制。从这一点着眼，以女性的性别为主要立场的议题不但不会显得苍白和单一，相反，可以相当集中而又尖锐地表现出女性对当代建筑的种种观感的力度与多样性。

　　可以质疑的“真理”委实不少，譬如人们容易想当然地认为：男人建造而女人居住；男人在外而女人在内；男人属于公众的，而女人则属于私密的；大自然无论是柔情似水抑或乖戾无常，都是女性的，而文化作为凌驾于大自然的胜利，则是男性的……诸如此类，无不是性别观念的派生物，其中，男性总是被中心化，而女性便沦为边缘化和异他化的对象。当年，著名女建筑家艾琳?格雷（Eileen Gray）为自己设计的居所，后来仅仅因为勒?科布西艾（Le Corbusier）曾经当众在墙上画了壁画而让现在的为数不少的建筑史学者干脆将该建筑的设计之功归到了勒?科布西艾的名下！事实上，艾琳?格雷的著名居所E.1027和其中的一些家具的设计都出自她本人之手，与勒?科布西艾丝毫无涉。至于勒?科布西艾未经她同意在内中大画壁画，艾琳?格雷斥之为“故意破坏艺术的行为”，反感之情溢于言表。连勒?科布西艾也承认，他是这所独特居所的设计的赞赏者；但是，向来认为壁画之于建筑是一枚炸弹的他却又偏偏强人所难，把自己的壁画一厢情愿地认定为“礼品”。殊不知这实在是一件无法退还的礼品！尽管到了后来，勒?科布西艾的壁画被不无理由地毁掉了，可是，替而代之的壁画的照片又占据了原位，仿佛是一种不可抹去的痕迹。（第167－178页）在这里，性别的话题早已是复杂的文化症候了，需要更加鞭辟入里和烛微显幽的深刻剖析。

　　恐怕没有什么人注意过女性作为建筑师的客户所起的非凡作用。爱丽丝?弗兰德曼（Alice T. Friedman）独具慧眼地指出，将性别的因素注入到历史的审视之中，有助于形成一种迥异于通常的建筑通史的叙述结果。例如，把眼光集中到欧美的居家型的重要建筑，就会发现数量惊人的、出诸杰出建筑家之手的建筑是专为女性而设计的。这一名单可以长长地胪列一番：劳埃德?赖特（Lloyd Wright）、格里特?里埃特维尔德（ Gerrit Rietveld）、勒?科布西艾、艾琳?格雷、路德维格?米艾?凡?德?罗艾（Ludwig Mies van der Rohe）、里查德?纽特勒（Richard Neutra）、罗伯特?文杜里（Robert Veturi）……这些建筑的特点是：（1）都是为非传统的、中产阶级或上层社会以及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而专门设计的；（2）这些女性均能使那些建筑家的工作符合自己的特殊要求；（3）所有这些建筑都鲜明地传达出一种观念：女性当家的居所是一个女性可以主动进行选择的地方，而且也不一定因而会逊色而具有二流的品质。从19世纪中叶以来，欧美的中产阶级和上层的家居是私密性的、家庭型的、与工作的公共性空间相分离的一种环境；而且，家居不仅是繁衍和社会化的场所,也是确定社会与经济关系的舞台。但是，上述谈到的专为那些精英女性而设计的建筑却大相径庭，由此也反映了一种饶有意味的建筑、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分离。首先，这些建筑在平面安排上就是别出心裁的，与男权观念中的格局没有什么共性可言，譬如社会环境的内与外的界限不复存在，工作和消闲的划分也变得无足轻重。其次，多重功能的考虑代替了单一房间单一功能的惯例，譬如单亲家庭的母与子的共处明显得到重视。再次，卧室的局面亦与众不同。在有些这样的建筑里，卧室几乎是消失了的。凡此种种，都对传统的建筑结构的价值观构成了对比。特别值得大书一笔的是，正是女性的坚持和参与，在很大程度上使建筑家由此获得了非同凡响的成就，特卢丝?施罗德（Trrus Schroder）之于格里特?里埃特维尔德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第217－229页）

　　女性建筑家的思考触及到一些可能是以往的建筑人士所不予注重的方面。在这方面，她们的细腻和关怀也是独特的。譬如，女性将那种对建筑教育和实践所关联的“绿色建筑”问题的重要性的认识与建筑的伦理性责任相提并论，指出“绿色建筑”不仅仅是一种潮流而已。她们提出，为什么在广场恐惧症中女性的比例会高达75％？为什么在美国的大部分的大城市里一到黑夜绝大多数的女性都成了“广场恐惧症患者”了呢？法国的殖民主义者是如何通过建筑的手段来改变阿尔及尔人的空间性别观念？尤可注意的是，女性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建筑文化提出了深刻而又具体的反思。在她们看来，在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工业化的世界里，几乎所有的设计和技术都建立在一种把有机的整体打成碎片的基础上。无论是物质的空间还是社会的场所，均是两分化的：女性和男性、富人和穷人、黑人和白人、青年和老人、放荡的和正直的、健康的和残疾的……面对未来，这样的两分化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全球性的问题，譬如无家可归、贫困、环境恶化、社会动荡和暴力的加剧等，都要求未来的建筑师在自己的专业层面上作出回应。大多数美国城市中令人心寒的、敌对的建筑环境必须要有极大的改观。正像莱斯利?凯恩?威斯曼（Leslie Kanes Weisman）所指出的那样，人类的建筑实践已经有了上万年的漫长历史，其目的是要让人在特定的环境中获得一种保护，但是，到头来我们却发现，如今的建筑设计常常是在削弱我们的健康以及这一星球的生存条件。面对这些问题，建筑家的责任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再举一个例子说吧，我们怎样教育未来的建筑师专为老人以及那些不幸患有阿尔察默氏病和艾滋病的人建造一种无障碍、有生活与保健辅助设施的房屋呢？（第274－276页）由此，我们似乎可以明白，女性对于建筑文化的考察与男性的相关认识起码是构成了一种对跖性的关系，前者确实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如果说女性的视线条具体到了人的居所，而且是特殊人群的居所，那么再想一想福科对异位（heterotopia）空间的论述，我们就多少能感觉到女性和男性对于建筑问题的旨趣的微妙差别。确实，福科所论述的建筑种类不在少数，有博物馆、监狱、医院、公墓、剧院、教堂、兵营和妓院等，但是，正如玛丽?麦克列奥德（Mary McLeod）所指出的那样，他似乎有意或是无意地省略了居所、工作场所、街头、购物中心以及日常消闲中的普通领域，譬如操场、公园和饭店等（第19－20页），而后者却可能是女性更为敏感也更感兴趣的所在。

　　关于建筑的评论的性别属性，也有不少饶有意味的问题。在当代的话语里，建筑被认为应该更在乎语词而非建筑物的本身。事实上，从维特鲁威斯（Vitruvius）到彼德?艾森曼（Peter Eisenman），建筑家们都是依赖于文本展开工作，解释自己的理论，记载自己的职业以及为名垂史册而描绘一生的经历，等等。因为，毕竟文本的影响更为深远，而且也远比建筑物本身要更易存留。然而，一点不夸张地说，在这方面，男性的声音几乎压倒了一切。在早期的美国社会里，女性对建筑不置一词甚至是道德观念上的应有之义！问题在于，并非女性不会评说建筑，而实在是颇多羁绊。19世纪有文化的女性只是将写作当作为爱好而非职业，其文本是面目不清的，所写是感受而非男性津津乐道的观念，而且其叙述的倾听对象也大致上限于女性而已。即使到了20世纪，像朱丽娅?摩根（Julia Morgan）这样的参与了五百余项建筑工程的女性建筑家也不想提笔写一写自己的不凡成就。原因何在？说起来也不复杂，那就是，如果一个女建筑家不三缄其口的话，那么她就有悖于当代资产阶级有关女性的理想观念！女性唯有比异性更艰苦地工作，别无其他选择。这也许就是当代女性建筑家哪怕再有建树至今也还没有一部自传的缘故。欧洲如此，美国亦然。

　　最后，似乎值得一提的是，女建筑家已经注意到，在美国，如今女性所写的建筑评论已经拥有广泛的受众，并且形成了相当的影响。她们的声音是多样化的，其背景包括专业建筑师、教师、建筑史学者、建筑理论家、建筑批评家和新闻记者等，以致于“一旦女性评写建筑，公众和专业人士都予以倾听。”（第305页）只是我对此有点疑惑，总觉得这与其说是事实的陈述，还不如说是一种自勉更恰当些。

　　事实是，无论是当代的建筑实践抑或建筑批评，无论是在西方抑或是在中国，女性面前的道路实在还崎岖而又漫长。

(Diana Agrest, Patricia Conway and Leslie Kanes Weisman ed., The Sex of Architecture, New York, Abrams, 1996)